哈佛藝術博物館攝影收藏紀實(上)
文 | 顧錚
“哈佛對作為藝術的攝影沒有興趣?!边@是美國攝影史研究的開創者與奠基者之一博蒙特?紐霍爾在回憶其在哈佛讀本科時的學科狀況時給出的直截了當的指控。
策展人貝斯特女士正在講解 顧錚 攝
1926年入學哈佛的紐霍爾對于攝影與電影深感興趣,但當他向新生顧問、人類學教授阿爾弗雷德?M?托哲咨詢時,托哲教授告訴他,哈佛沒有這方面的課程。不過他建議紐霍爾不妨選修藝術史的課程。他說了一句不免令人有點氣餒的話:“反正,繪畫就是圖片嘛?!?無奈之下,紐霍爾選擇了美術史課程。在求學期間,紐霍爾發現學校用于教學的大量幻燈片極其精美,而且都是那些頗有成就的攝影師所攝。他后來還得到了一個課余打工的機會,是給這些幻燈片編制目錄。這份工作也是紐霍爾與真正意義上的攝影深度接觸的開始。這也為他后原創:顧錚 中國攝影雜志 3天前來在紐約的現代藝術博物館(MoMA)擔任圖書館司書的工作打下了扎實的基礎。而他對于攝影史研究的學術興趣則由保羅?薩其斯教授(后來的福格美術館副館長)所激發。薩其斯教授讓他在美國的“學院藝術協會”的年會上作一個報告,紐霍爾說要做個“攝影對19世紀繪畫的影響”的發言,此議當場獲得了薩其斯教授的首肯。結果,他的這個學會發言很成功,并且進一步激起了他未來深入研究攝影歷史的興趣。
為調看照片與紙本作品特制的架子背影 顧錚 攝
說這么多,只是想要告訴諸位看官,從青澀學子紐霍爾當初想要研究攝影而不具備條件,到今天哈佛藝術博物館擁有8萬多件的攝影收藏,這中間經歷了90多年的一個漫長過程。但就是這個漫長的過程也告訴我們,只要有心有意,不作虛浮甚至有欺詐公帑民脂之嫌的所謂跨越式發展之想,堅忍不拔地、老老實實地一步一步做去,如哈佛藝術博物館的攝影收藏所擁有的這般成績也是可期可得。而整個哈佛大學的攝影資料的收藏,據接受我采訪的哈佛藝術館攝影策展人瑪姬達?貝斯特(Makeda Best)告知,哈佛大學旗下51個機構總共擁有1000多萬件。面對如此豐富的可供攝影研究的資源寶庫,哈佛大學的學生與教師們顯然不會無動于衷?,F在,該校有關攝影的歷史與現狀的研究成果層出不窮,從本科論文到博士論文,到研究專著,都在為攝影文化研究的大國美國的攝影學術積累添磚加瓦。
在此簡單介紹一下今天的哈佛藝術博物館的形成歷史。
三個美術館如今同處一個屋項下 圖片來自網絡
伊麗莎白?福格夫人遺贈20萬美元給哈佛校長及其同仁,希望建立以威廉?海耶斯?福格之名命名的美術館。1895年,福格美術館開館,主要收藏為西方藝術,收藏作品的時期從中世紀到當代。1930年,前身為德國美術館的布施-萊辛格美術館歸屬福格美術館。其收藏亮點是擁有全美最好的德國表現主義藝術、維也納分離派藝術與1920年代構成主義藝術收藏。而后來入藏的包豪斯作品收藏與約瑟夫?博伊斯收藏也是其特色。而塞克勒美術館則以古代東方藝術,特別是亞洲、伊斯蘭與印度藝術為主要特色。1982年,這三家美術館整合在“ 哈佛大學藝術博物館” 的統 一名稱下, 其名稱在后來再簡化為“ 哈佛藝術博物館” ( Harvard ArtMuseums)。這三個美術館的各自收藏政策明確,鼎足三分,在相當程度上涵括了世界各地的藝術瑰寶,足供哈佛學子學人來此提升品位與展開研究。2008年,經過意大利建筑師倫佐?皮阿諾的設計,這三個美術館一起共居于昆西街32號的空間里。截止2012年的數據,哈佛藝術博物館的藏品數字達到了26.5萬件的規模。
在哈佛藝術博物館攝影收藏的形成過程中,一位名叫戴維斯?普拉特(Davis Pratt)的攝影人發揮了關鍵作用。雖然哈佛大學的攝影資源非常豐富,但作為一種具美學價值的表現形式,其在美術館這個藝術制度空間里的地位卻是長期妾身未明。在人們對攝影的認識還沒有像今天這么深入的時候,即使是在哈佛大學,當時也曾發生過毀棄照片、拒絕照片捐贈的事。是普拉特的不懈努力,才使得攝影在哈 佛逐步站穩腳跟并進而擴大其在美術館制度空間里的合法性。而這個過程頗為漫長,不是一蹴而就。
最初,普拉特向哈佛大學提出建議,希望普查分散在學校各處的照片分布情況。在他的建議獲采納后,他被任命為學校剛剛成立不久的卡彭特視覺藝術中心(CCVA)的靜照攝影策展人。他因此成為了哈佛大學第一個攝影策展人。普拉特曾經擔任過攝影記者,奔走世界各地。解甲記者身份后,他曾在紐約MoMA擔任過愛德華?斯泰肯的助理攝影策展人。如今,這個與今天的哈佛藝術博物館一墻之隔 的CCVA,正在慶祝其成立50周年。為了告訴人們哈佛所擁有的照片的價值,普拉特先是策劃了“哈佛的50張照片:1844-1966”展,展示了他從CCVA、哈佛的各圖書館、各美術館以及檔案館的收藏中挑選出來的照片。然后,在一個專家委員會的指導下, 他在福格美術館圖書館司書的幫助下形成了一個小規模的美術攝影教學收藏( fine artphotography teaching collection)。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收藏的命名中的“教學”(teaching)兩字。作為一所唯恐服務學生不周、就怕得罪學生的大學,在收藏前面冠以“教學”一詞并非多此一舉。有了“教學”一詞的加持,收藏的合法性(服務教學)就此更具有了一種神圣性。由于阻力重重,普拉特要建設的攝影收藏的照片來源只能先從兩個方面開始著手收集。一方面是由大學檔案館轉來的部分照片,這部分照片更具歷史價值,另外一方面則是獲得了一筆用于購買照片的私人贊助資金。從此,他的努力開始顯現成效。
史密斯蘭一景,肯塔基州,1935 本?香
作品提供:Harvard Art Museums/Fogg Museum, Transfer from the Carpenter Center for the Visual Arts,2.2002.2998
照片復制:Imaging Department ©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幸運的是,這所大學及其各機構,大體上有著努力在其機制上確保能夠從善如流的優良品性。在1969年和1970年,福格美術館就召集了一個專門委員會,來品評在哈佛攝影所處的地位。這個委員會的主席是現代藝術史上赫赫有名的藝術史家、藝術理論家、策展人阿爾弗雷德?H?巴爾。這位紐約MoMA的首任館長,對“開始在哈佛嚴肅地考慮教授攝影史與建立攝影收藏的可能性作出了重要貢獻” (普拉特語)。
就這樣,在內外合力的推動下,未來哈佛藝術博物館的攝影收藏開始扎實起步。
布魯克林的一對年輕夫婦準備周末游玩。他們的嬰兒叫道恩,兒子智力發育遲緩。1966 黛安?阿勃斯
作品提供:Harvard Art Museums/Fogg Museum,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 Grant,P1972.9
照片復制:Imaging Department ©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在普拉特任職于CCVA期間,他的工作也開創了哈佛的攝影策展的先例。因為之前在哈佛還沒有把一些照片通過某種設想來組織成具觀念性、提升對攝影的理解的展覽,并且以此引起人們對攝影的興趣的做法。通過他策劃的一系列攝影展覽,普拉特逐步提升人們對于攝影的重要性的認識。而一個由他策劃的名叫“本?香作為攝影家”的展覽于1969年開幕。這個展覽引發的后續事件為福格美術館的攝影收藏在體量上大為擴容。畫家本?香(Ben Shahn)從立陶宛移民來美國,一直以攝影記錄美國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也曾經為FSA服務,拍攝了許多大蕭條時期的珍貴影像。展覽后,本?香的妻子將他的照片包括底片以及其他檔案材料共計4000多件藏品捐獻給了福格美術館。接受這份捐贈于福格美術館而言是個具有重要意義的舉措,因為此舉確認了美術館對于作為入藏對象的攝影的承認與接受。從此,哈佛的美術館收藏攝影的步伐得以穩步展開。隨著這批本?香檔案的入藏,普拉特也名正 言順地“翻墻”過來,成為了福格美術館新設的攝影部的策展人。這又是一個令人興奮的消息,因為美術館通過設置攝影部的方法來確保攝影將受到嚴肅的對待。這是體制意義上的舉措,具有非常積極的意義。因為這樣一來,攝影部的經費與人事都必須有一個明確的指標與預算,從此確保了攝影在美術館這個制度空間中的地位。饒舌一句,現在的美術館如果沒有從體制上通過設置攝影部這樣的舉措來證明、表明自己對于攝影的重視的話,那么其對于攝影的信誓旦旦在什么程度上值得相信,頗可存疑。當然,美術館也有其難言之隱。
芝加哥,1961 哈里?卡拉漢
作品提供:Harvard Art Museums/Fogg Museum, Transfer from the Carpenter Center for the Visual Arts,2.2002.483
照片復制: Imaging Department ©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雖然不能說是大展宏圖,但到了福格美術館的普拉特,其推進、提升攝影在美術館地位的努力相對順利。他說,“我的意圖是形成一個緊密結合的并且是基礎穩固的攝影與相關材料的收藏……它將反映在此媒介中的范圍廣闊的傳統與風格。它們不僅包括比較明確的手法,也包括紀實攝影、報道攝影、時裝攝影、廣告攝影、新聞照片、科學攝影、抽象的以及混合物媒介的各種類型的作品?!睆乃峒暗氖詹胤秶?,可以認為是想通過包涵了幾乎是攝影的所有方面的作品來全面服務于攝影教學這個目的。因為對于學生來說,對于某一樣式不給予先入為主的影響應該是更為尊重他們的判斷力的表示。在他任職哈佛藝術博物館的20年期間,對于攝影抱有持久激情的普拉特,一共策劃了20個展覽以及70多個 “非正式照片展示會”(informal Print Roominstallation)。對于展覽,我們可以想象其外在形式無異于在美術館看到的攝影展覽,而后者“非正式照片展示會”就值得一說,也可供國內有關方面借鑒參考。
窗臺,1958 邁諾?懷特
作品提供:Harvard Art Museums/Fogg Museum, Transfer from the Carpenter Center for the Visual Arts,2.2002.1563
照片復制:Imaging Department ©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我曾經參加一次由現任攝影策展人貝斯特女士舉辦的“非正式照片展示會”(見本文圖1、圖2)。在哈佛藝術博物館四樓,有五間相對獨立、大小不一的“研討室”(Seminar Room)。它們既供教師上課,也供擺放從庫房提調出來的藏品進行 觀摩與研究?!胺钦秸掌故緯蓖鶗幸粋€主題,由攝影策展人從庫房提出藏品,預先在室內大桌子上擺放好,然后在規定時間內向來參觀者作解說并接受提問。這個展示會的形式比較自由,策展人走到擺放照片的一張張大桌子前作具體講解。參觀者則跟隨她穿行于各個桌子間,也可隨時提問。展示會時間一般設定在一個小時,社會公眾可以報名參加。此舉也因此具有服務、回報社區的性質,同時 也擴大了美術館的影響力,可說有百利而無一 弊。這種展示會不像辦個展覽那樣成本高昂,形式也比較靈活,便于向觀眾(公眾)滲透攝影觀念。因此也頗受歡迎。而從觀眾來看,從本校學生到校外社會人士,應有盡有。我曾經在一文章中提出過“作為社區公民的美術館”的概念。而像“非正式照片展示會”這樣的努力,在這里的美術館,屬于天經地義之事。一個不向其所在社區展示其工作與服務、不思 回饋社會的美術館與博物館,是否能夠維持長久恐怕是一個問題。理論上,所有人都可以向哈佛藝術博物館提出征調藏品觀摩的要求,攝影藏品當然也在其中。一個美術館與博物館,如果其收藏不能與公眾分享(不管其分享方式如何),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一種經營理念上的失敗,同時也是對于社會的失職。而來自社區公眾的能量與熱情,則一定會維持并激發美術館不斷做好自己的工作的激情。
特拉華州威爾明頓,1965 李?弗里德蘭德
作品提供:Harvard Art Museums/Fogg Museum,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 Grant,P1972.139
照片復制:Imaging Department ©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那天貝斯特策劃的主題是美國紀實攝影。她在哈佛大學藝術與建筑史系獲得碩士與博士學位,其學位論文就是利用了哈佛的攝影藏品而完成。她從埃文斯的兩張作品開講,出示了包括了李?弗里德蘭德、石元泰博、羅伯特?弗蘭克、蒂娜?巴妮、蘇珊?梅塞拉斯、丹尼?里昂等美國攝影家的作品。通過她的介紹,一條由這些攝影家的紀實實踐串聯起來的發展線索清晰地展現在人們眼前。
美國全國學生統一行動委員會的另一位攝影師克利福德?沃斯被美國國民警衛隊逮捕,1964 丹尼?里昂
作品提供:Harvard Art Museums/Fogg Museum, Anonymous Gift,2012.37
照片復制:Imaging Department ©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繼入藏本?香攝影檔案后,福格美術館喜事接踵而至。1972年,國家藝術基金的一筆款項使得普拉特得以購入200件重要的美國攝影家作品,福格美術館的攝影收藏因此變得更加豐富且面向多樣。這份名單包括了下列攝影史上的大名頭(big name)攝影家:貝倫尼絲?阿波特、黛安?阿勃絲、哈里?卡拉漢、布魯斯?戴維遜、沃克?埃文斯、李?弗里德蘭德、邁諾?懷特、弗里德里克?索默、愛德華?斯泰肯以及杰里?尤斯曼等。而之后陸續又有一些熱心人士以其捐贈更進一步充實了美術館的攝影收藏。而當普拉特于1991年在68歲時去世后,一些人籌集建立了“普拉特紀念基金”,專門用于為哈佛藝術博物館購藏攝影作品。
演出之前,佛蒙特州吞布里奇,1974 蘇珊?梅塞拉斯
作品提供:Harvard Art Museums/Fogg Museum, Richard and Ronay Menschel Fund for the Acquisition of
Photographs,2009.78.11
照片復制:Imaging Department ©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而在2002年,從福格美術館隔壁的CCVA,又有2.8萬多件攝影作品永遠轉入,加入福格美術館的收藏。這批藏品的轉入,使哈佛藝術博物館的攝影收藏達到了一個新的水平。那么它們是從哪里來的,它們的形成又有什么故事,請允許我下期再作介紹。
(本文得到哈佛藝術博物館楊妍女士的幫助,特此致謝)
*原文刊登于《中國攝影》雜志2018年5月刊 “哈佛書簡”專欄,本站征得作者同意轉載。